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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综述

字体大小:                        2011-12-13  来源:中国行为法学会  点击:2513

       

        2011年11月18日,由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和浙江警察学院主办,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和浙江省刑事犯罪学学会承办的中国行为法学会侦查行为研究会第四届学术研讨会暨第十一届全国侦查学术研讨会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来自30余所高等院校和20余家实战部门的10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与会专家学者在刑事诉讼法修改的背景下,围绕“侦查阶段错案的防治对策”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本次会议采用专家论坛和专题论坛相结合的形式,主题集中,讨论热烈。作为本次会议学术成果的展示平台,《侦查论坛(第十卷)》(以下简称《论坛》)开辟了侦查阶段错案的成因和防治对策、刑事诉讼法修改专题、侦查实务、典型案例、调研报告、海外瞭望、会员著作评介、学会研究综述等栏目,收录了与会代表提交的50篇研究成果。现围绕本次会议研讨情况,结合《论坛》所载文章,对本次会议取得成果概述如下:

    一、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契机,从国情出发,稳步推进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初次审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采用修正案的形式进行,其中涉及侦查程序的修改面较大,修改补充的条文较多,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犯罪情势的变化,一方面需要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必要的侦查手段,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侦查措施的规范、制约和监督,防止权力滥用。与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侦查程序改革事关重大,需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稳步推进改革。

        侦查行为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樊崇义教授在特邀专家论坛上围绕“刑事诉讼法修改与侦查程序改革”作了精彩的专题报告。樊崇义教授参与了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工作,他首先介绍了此次修法的背景。此次修法重点在于落实《中央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意见》对进一步完善刑事诉讼制度提出的具体要求,巩固司法改革成果,因此此次修法不是全面修订,而是重点修改。从指导思想上看,此次修法既要推进民主法治进步,又要解决司法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针对《草案》向社会征求意见过程中各界的激烈争论和观点交锋,樊崇义教授指出,应当正确评价此次修法的积极意义,此次修法需要正确处理司法现代化与中国特色之间的矛盾冲突,积极面对西方经验和国际公约的要求;无论是刑事立法还是执法首先要从中国社会现阶段的特征出发,积极应对新时期刑事犯罪高发和人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增长的要求。樊崇义教授倡导,此次修法应当秉承平和的理念,坚持利益平衡的思想方法,既要看到刑事犯罪的严重性,强调严厉打击犯罪;又要坚持科学、依法打击犯罪,切实规范侦查执法活动,同时加强刑事司法的人文关怀。

        侦查程序改革是此次修法的一大重点,樊崇义教授全面介绍了《草案》有关侦查程序改革的相关内容。首先,《草案》立足司法实践增设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重大犯罪案件,根据侦查工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公安机关可以决定由特定人员实施秘密侦查,可以依照规定实行控制下交付。通过限制案件范围和规定严格审批手续,能够避免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的滥用。其次,《草案》完善了侦查监督,规定对公安机关侦查的故意杀人等重大案件,检察院可以对侦查取证提出意见和建议;检察院发现侦查人员以违法方法收集证据的,应当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可以建议侦查机关更换办案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有权在合法权益遭到侵犯时进行申诉或控告。加强对侦查权的监督既是诉讼规律的要求,也是从近年来暴露出来的诸多刑事错案中应当吸取的教训。再次,《草案》规范了讯问行为,规定了讯问全程录音录像制度,并规范了讯问的时间和地点,还强化了侦查阶段的律师辩护职能。值得指出的是,《草案》专门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权利,并细化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具体程序,进一步加大了对刑讯逼供的整治力度。

        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证据制度是改革的重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实验中心主任王均平教授指出,《草案》有关证据制度的规定有以下亮点。首先,《草案》修改了证据的定义,规定“可以用来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解决了此前学术界对证据概念的争论。其次,《草案》完善了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为达到“证据确实、充分”,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结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该规定非常具有操作性,有助于司法实践中准确把握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再次,《草案》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非法证据的范围确定为非法言词证据和非法物证、书证,同时还明确了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和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有助于促进程序公正,避免因不当采纳非法证据而引发错案。此外,王均平教授还主张,在侦查取证过程中应当坚持证实与证伪并重的思维模式,避免确证偏见。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犯罪行为的智能化、隐蔽化程度越来越高,为提高侦查取证的能力水平,迫切需要将高新科技手段整合入侦查实践之中。《草案》根据实践需要增加规定了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江西警察学院院长程小白教授就此指出,《草案》在技术侦查一节规定了技术侦查与秘密侦查措施,但两类措施的外延不尽相同,秘密侦查并非技术侦查的下位概念,因此该节的标题有待斟酌;技术侦查一节仅有一般性的原则规定,未规定具体的技术侦查措施,有必要予以明确,以便侦查实践有章可循;技术侦查措施的审批手续尚不明确,仅有“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这种原则规定,有待进一步具体规范。同时,程小白教授还认为,刑事诉讼法应当实现惩罚与保护的平衡,但《草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保障比较重视,对被害人的权利保障相对显得不足。侦查机关采用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措施所获取的证据材料可能涉及保密问题,因此,《草案》专门规定了采取技术侦查、秘密侦查措施收集的材料的证据资格和特殊质证措施,西南政法�学刑侦学院邹明理教授就此指出,采取秘密侦查措施获取的证据如何评断,有待于做出更加具体的规定。

        侦查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工作,侦查学也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侦查行为研究会历来重视侦查实践部门的参与,强调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在学者们对刑事诉讼法与侦查程序改革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之后,浙江省公安厅刑侦总队长蒋庆明同志在特邀专家论坛中发言。蒋庆明总队长以“刑事错案的防范实践”为主题,结合浙江省各级侦查部门近年来的实践工作,以讲教训为切入点,探讨了切实防范刑事错案的各项举措。他认为,近年来浙江侦查部门的科技强侦工作成效显著,情报主导侦查已经成为侦查办案的基本模式,这也是适应犯罪高发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各级侦查部门能够严格依法开展侦查工作,努力实现从“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针对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侦查程序的改革,蒋庆明总队长指出,现阶段违法犯罪情势依然十分严峻,在完善侦查程序的同时,更要重视为侦查取证提供必要的法律武器,同时,侦查程序的法治化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如果法律对侦查取证工作的约束过大,必将制约侦查工作的实际成效,进而影响到犯罪控制的整体能力水平。

        探讨侦查程序规范与侦查实践需求之间的关系,不禁令人想到美国学者的一个非常精辟的比喻。在侦查实践领域,侦查人员有时会将法律尤其是刑事程序法视为侦查工作的障碍。这种态度就像步兵看待大海一样。对于士兵而言,海水是阻止他前往彼岸的障碍。而水手却将大海视为能够带他远行的道路。尽管刑事程序规范可能限制了侦查人员的行为,但是,它们也为民主社会侦查手段的可容许性提供了指导。一旦侦查人员掌握了刑法、刑事程序法和证据规则,就可以如同法官、检察官和律师一样遨游在法律的海洋之中。

二、科学界定侦查阶段错案的内涵,廓清错案成因,积极探讨错案防治对策

        近年来,新闻媒体披露出的一些重大刑事错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刑事案件的实体处理结果主要涉及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两个方面,因此从广义上讲,如果案件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存在错误,那么,这个案件就属于错案。由于侦查环节主要关注案件事实和证据问题,因此,侦查阶段的刑事错案主要是指事实认定方面的错误,其中更加受到关注的主要是错误定罪裁决。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政委郝宏奎教授在《论坛》序言中指出,刑事错案是刑事诉讼各个环节、诸多参与者综合作用的产物,存在偏见的检察官、不负责任的律师、不适格的专家、不称职的法官(陪审员)等都是导致错案的系统性致因。但究其根源,侦查取证工作不合法、不规范、不科学是导致刑事错案的根本性或基础性原因。侦查取证工作的水平与侦查人员个体素质、侦查组织管理和侦查硬件条件等因素密切相关。现阶段我国侦查取证工作仍然存在违法取证、鉴定失误、确证偏见、逻辑谬误、玩忽职守和恶意追诉等现实问题,为确保相应的改革对策作到有的放矢,应当从侦查取证的法治化、科学化和规范化方面狠下功夫。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基础,侦查则是案件质量基础中的基础。为了确保案件质量,避免刑事错案,侦查组织和侦查人员应当提高侦查取证的法治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确保每一起刑事案件都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

        在倡导科技侦查的新时期,侦查工作非常重视科学证据的证明价值,这就决定了各种科技鉴定结论势必在诉讼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实践表明,错误的鉴定结论也是导致错案的原因之一,由于鉴定结论的证明力较强,如何准确审查鉴定结论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西南政法大学邹明理教授在专题论坛中围绕“错误鉴定结论及其认定标准与主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邹明理教授认为,错误鉴定结论是与客观真实的鉴定结论相对应的,是指偏离客观事实或歪曲客观事实的结论。错误鉴定结论的范围应该限定为在科学技术方面不符合被鉴定对象客观实际的结论,即由于科学技术方面的错误所导致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鉴定结论是否错误,有其自身的客观标准,而不是某个司法人员、某个鉴定人、某个机构(含办案机构)自己的主观判断。所谓客观标准,就是该专业的科学技术标准。错误鉴定结论,其实质是科学技术方面的错误,它所涉及的根本内容是科学技术的问题,而非鉴定法律程序、鉴定主体资格与资质、鉴定文书规范等非科技问题,因此,对于鉴定结论是否有错必须由同专业的鉴定专家认定。主要是由同专业的权威鉴定专家,同时还要吸收相关专业其他知名专家参加。专家认定必须是鉴定专家集体认定,而不是以某个鉴定人、某个鉴定机构或某一级司法机关的技术人员自己作出的判断结论为依据。鉴定专家集体认定,必须坚持以该专业的科学技术标准为统一的尺度,而不是鉴定专家各自的经验或未获得普遍认同的不标准的“标准”。

        在侦查实践中,侦查人员既要具备深厚的专业基础知识,又要具备分析判断案情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胜任侦查工作。如果侦查人员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和专业基础知识,就难以确保侦查工作的质量。北京大学法学院陈永生副教授在专题论坛中围绕“公安司法人员的知识素养与刑事错案”阐述了自己的观点。陈永生副教授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分析了公安司法人员知识结构上的缺陷对赵作海冤案的发生产生的巨大影响。该案如果不是公安司法人员的知识结构存在严重缺陷,在现场勘验、司法鉴定、证据的审查判断等方面犯下低级错误,就无需对赵作海及其妻子和“情人”进行残酷的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赵作海案件也就不会发生。从该视角出发,陈永生副教授建议:提高刑警的学历条件和法律任职资格,强化其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能力;同时完善国家司法考试的科目设置,增加证据法、司法鉴定和刑事侦查学等事实认定类考试内容。

        错案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因素,但不容否认的是,犯罪嫌疑人的虚假供述往往是导致错案的最重要的原因。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毕惜茜教授在专题论坛中阐述了虚假供述与刑事错案的关系。毕惜茜教授认为,刑事无辜者的虚假供述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自愿型虚假供述,指个体在没有任何外在压力下提供的虚假有罪供述;二是强迫——屈从型虚假供述,指个体由于讯问压力或强制讯问导致的虚假供述;三是强迫——内化型虚假供述,指个体完全不记得犯罪,但在警方讯�期间逐渐认可讯问的事实,并开始相信自己确实实施了调查中的犯罪行为而作的虚假供述。国外学者所指的错供是指后两种类型。虚假供述的识别是一项世界性难题,我国目前并没有成熟的机制,但大多数学者认为,虚假供述与讯问方法尤其是非法讯问方法有直接的关系。实践中通常将非法讯问方法区分为两类,分别是刑讯逼供和“逼供、诱供”。为了避免传统的“硬审讯”方法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侵犯,有学者提出了“软审讯”的理念。实践中,软审讯又可以被划分为两大类:一是合理化策略,包括心理同情法、情感感化法、情感接纳法等等;二是认知改变——说服法,包括疏导法、说服教育、例证法、认知重构法、利害选择法等等。毕惜茜教授指出,为减少虚假供述的产生,侦查人员必须转变观念,提高办案质量,加强对审讯策略方法的研究和应用。审讯中以态度改变为主,力争获取犯罪嫌疑人的真实供述,防止错案的发生。

        实践表明,错案之所以产生,主要是非法、不当的侦查行为所致。具体的侦查行为不仅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而且在不同类型的案件中不当侦查行为的使用频度和具体方式也有所不同,弄清楚究竟哪些具体的侦查行为更容易诱发错案,是侦查阶段有效防治错案的重要前提。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理论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董坤博士在专题论坛中以“具体侦查行为诱发错案的准实证分析”为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董坤博士收集了新闻报刊、网站以及电视台的法治报道和法制栏目公开的25起错案,对其中涉及的非法、不当侦查行为进行了统计。统计结果显示:涉及到非法讯问的侦查行为(包括刑讯、变相刑讯、诱供和逼供)占到整个案件中的80%;鉴定不当或者是错误运用鉴定结论的情况占到64%;错案中涉及到现场勘查不当或者不进行必要的现场勘查的情形占到了32%;错案中辨认错误或辨认不规范的情况占32%;而且多集中在强奸等性犯罪案件中;错案中不当询问,逼取证言的情况占到了20%;其它如错误使用隐蔽探查力量,摸底排队遗漏案犯和违法搜查等非法或不当的侦查行为在整个错案中涉及的比例为20%。基于上述统计成果,董坤博士建议,为实现错案的有效防治,我国当前理论和司法实务部门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杜绝讯问和询问中的刑讯(变相刑讯)和暴力取证,提高现场勘查质量,规范辨认行为,提升司法鉴定水平以及合理运用鉴定结论。

        诱惑侦查作为一种特殊的侦查手段,已经被侦查机关运用于各类案件之中。我国对诱惑侦查缺乏必要的法律规制,导致实践中诱惑侦查手段的运用在整体上处于失范、无序状态。虽然该侦查手段在打击犯罪方面发挥了独特的功效,但是法律上的缺失、侦查行为的不规范,使得诱惑侦查的正当性面临着质疑。浙江警察学院侦查系教师何雷博士在专题论坛中以“诱惑侦查引发错案之反思”为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何雷博士将诱惑侦查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诱惑侦查启动无限制,致使诱惑侦查适用案件、适用对象粗放;诱惑侦查实施不规范,导致诱人犯罪时有发生;对诱惑侦查的监督乏力,导致无法发现违法的诱惑侦查;对诱惑侦查中的被告人,缺乏必要的权利救济程序;我国传统意义上的保密规则限制了诱惑侦查措施对外交流与发展。考虑到诱惑侦查涉及的问题比较复杂,何雷博士认为在立法中不宜对诱惑侦查进行全面的法律规制,可以尝试从以下三个层面予以规制:第一,立法规制,在我国再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或者进行其他刑事方面的立法时(如刑事证据法),结合刑事司法改革,对诱惑侦查进行立法规制;第二,法规规制,可制定相关的单行法规,例如可以在《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或者《隐蔽探查力量工作细则》等法规中结合诱惑侦查实际问题,增加规定有关诱惑侦查的适用原则;第三,规范侦查机关实施诱惑侦查的方法。

        在刑事诉讼中,侦查程序的设计及其功能发挥的状况对于刑事诉讼目的之实现、后续程序的进行以及审判质量都有重要的影响。中央司法警官学院监狱学系胡志风博士在《我国刑事诉讼程序的特点与刑事错案的发生》一文中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是“侦查决定型”诉讼,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在我国被侦查机关移送审查起诉的案件中,绝大多数获得了有罪判决,刑事诉讼中一直保持着极低的不起诉率和无罪判决率。在“侦查决定型”刑事诉讼模式下,侦查机关面临着缺乏科学性与合理性的考核机制的压力,为能够将案件移交审查起诉,不遗余力地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或罪重的证据,客观上导致侦查本身缺乏必需的缜密性和细致性,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权的消极现象。与此同时,侦查权的相对独立使得侦查权力受到的监督与制约较小,很容易产生办案程序不规范、非法取证、违法侦查等行为。另一方面,被追诉方在侦查阶段应当享有的许多诉讼权利,在我国相关立法中都没有做出应有的规定。由于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有限,这也导致侦查人员滥用国家权力和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被侵害的可能性增大,刑事错案发生的几率也随之增大。此外,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对于侦查人员的讯问具有如实回答的义务,极易诱发刑讯逼供的违法侦查行为的发生,最终使得犯罪嫌疑人迫于刑讯的痛苦而承认莫须有的犯罪行为。鉴于上述问题都与刑事错案的发生密切相关,因此急需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来消除侦查环节引发错案的致因。

        从系统论的视角来看,错案可以存在于刑事诉讼的各个环节,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的任何一个阶段都有可能发生错案。就一个完整的刑事错案而言,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审判机关均应承担不同程度的责任,但侦查机关应当承担首要的和不可推卸的责任,原因是认定犯罪事实和证据的基础在侦查阶段和侦查机关。山东警察学院侦查系主任高春兴教授在专题论坛中提出了上述观点。高春兴教授在题为“我国刑事错案发生的原因与防范对策”的发言中指出,我国错案频发并非偶然现象,其背后有一个多层次原因体系:初动侦查粗糙,原始证据不足,为刑事错案的形成埋下了祸根;“从重从快”的“严打”政策和“命案必破”现实要求导致错案;“有罪推定”的传统司法理念,是刑事错案形成的总根源;侦查监督不到位,审查把关不严是导致错案的重要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虚假供述和证人的虚假证言导致错案;侦查、司法人员人权观念淡漠、律师的不作为和外界不当干预导致错案。高春兴教授指出,为切实防范刑事错案,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转变司法观念强化人权意识;全面提高侦查、司法人员的素质;建立完善证人保护和出庭制度;建立非法��据排除规则;加强侦查监督和司法监督;强化科学技术手段在预防错案中的作用;建立错案追究和国家赔偿及追偿制度。

三、预防错案既有赖于侦查程序的改革与完善,更有赖于侦查能力的提高

        侦查制度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除了完善侦查程序之外,还要从实践需求出发,积极探索新时期提高侦查能力的有效途径。江苏省苏州市副市长,苏州市公安局局长张跃进同志在《科技信息化条件下推进刑侦工作转型发展的实践与思考》一文中指出,科技信息化的浪潮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刑事犯罪同步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倒逼”了刑侦工作的转型。张跃进局长指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尽快确立与科技信息化条件相适应的警务理念,具体包括专业强侦、科技强侦、基础强侦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信息强侦理念。为有效打击智能犯罪、职业犯罪、流窜犯罪,必须改变原有的侦查体制,走专业强侦之路。张跃进局长指出,一方面,从提高实战能力出发,要加强主侦部门队伍建设。具体如下:要组建并加强便衣侦查队,弥补一般侦查队伍工作的局限性;要大力加强刑事技术队伍建设;要加强责任区中队建设,既要把侦查关口前移,解决刑侦工作战线过长的问题,又要使责任区中队与派出所脱钩,直属刑侦条线,保证破案指标不下达给派出所;要加强案审专业队建设,将原来分散在派出所的办案力量集中起来,全面承担刑事拘留以后的案件侦办工作,有效整合警力资源,降低刑侦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从形成工作合力出发,抓好配侦队伍建设。具体如下:要采用“内设外驻”的模式,把行动技术专业队建至县公安分局;要加强网侦队伍建设,可以建立市县两级网侦队伍,在市级层面,同时成立网上情报研判、网上侦查等队伍;要加强视侦专业队建设,注重案发前与案发中的网上巡逻,增强现行抓获率,同时为侦查部门的事后查证提供依据。在科技信息化条件下,刑侦工作转型必须从转变机制入手,着力提升侦查实战水平。张跃进局长指出,第一,要建立主动寻机作战的情报研判机制,按照“整体性研判、集约化管理、一体化运作”的要求,建立以指挥中心为龙头、各专业侦查部门参与的情报信息研判机制;第二,要建立快速响应的核实查证机制,在属地核查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与整体性研判相配套的预警信息综合侦查大队,统一扎口研判成果的核实侦查工作;第三,要建立“三侦”联动机制,在信息化、动态化条件下使“三侦”专业部门优势互补、合成作战;第四,要建立流程再造的个案侦查机制,一切从实战出发,从“由案到人”的侦查向“由人到案、由信息到案、由物品到案”的侦查转变,主动出击,在实战中再造侦查流程;第五,要建立深度经营的侦查机制,实施刑侦、行动技术、网侦等专业队伍的“菜园子”工程,将重点嫌疑人员象种菜一样 “培植”于 “菜园子”中,进行长期跟踪,获取证据;第六,要建立区域间的横向协作机制,通过加强区域间的信息警务、科技警务协作,互相交换被盗物品、研判信息等信息资源,提升协作水平,提高打击流窜犯畅罪的能力。

        如何通过提高侦查能力来预防刑事错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分局刑侦大队长高宜生同志在专题论坛中介绍了余杭分局的经验。高宜生大队长指出,现阶段各地公安机关普遍面临着警力不足、案多人少的问题,人均办案量很大,工作强度高,这种现状导致案件质量存在严重隐患。为了切实保证案件质量,预防刑事错案,余杭分局从提高侦查能力方面狠下功夫,并构建出“专业强侦、机制导侦、规范促侦、数字强警”的侦查新模式。一方面,通过信息导侦、科技强侦来提高侦查能力;另一方面,通过执法规范化和程序化来加强侦查管理,从而有效预防错案发生。

        随着信息化建设与应用工作的推进,江苏省致力于提高犯罪情报分析综合水平,形成了层次明晰、结构严谨、功能齐全、运转流畅的犯罪情报分析模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陈刚教授等人在《江苏省犯罪情报分析模式调研报告》一文中对江苏省厅、江阴市局、南通市局、苏州市局各具特色的犯罪情报分析模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介绍。文中将江苏省犯罪情报分析模式的特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研判主体专业化,犯罪情报分析机构与人员已具备一定的专业化程度,个别地方的研判机构实现了独立建制,如江阴市的情报作战中心,为开展犯罪情报分析工作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与人力基础。第二,研判要素多元化,犯罪情报分析要素已涵盖警情、重点人员、稳定情况、涉警舆情、车辆轨迹、数据质量和工作绩效等多个大类。第三,研判质量标准化,情报研判质量标准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源头数据,二是研判产品。第四,研判运作制度化,建立由指挥中心(情报中心)牵头、多警种部门共同参与的常态化、合成化、规范化的综合研判工作机制,形成定期联合研判、专题集中研判、请求服务研判、区域互动研判等综合研判制度。第五,研判功能层次化,江苏省犯罪情报分析模式整体实行省、市、县、派出所四级错位研判,各层级综合情报部门与业务警种差别研判,形成统分结合、警种联动、优势互补的情报研判流程体系。第六,研判工具数字化,平台将各种研判工具汇集梳理,以链接、模块、程序等虚拟形式展现给情报民警,供其使用。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系马忠红教授在《关于基层公安机关犯罪情报分析研判产品的实证分析》一文中对苏州市公安局犯罪情报分析研判产品进行了介绍。总体上,苏州市局主要针对以下对象展开研判:一是嫌疑人员,包括入所审查人员、高危人员和嫌疑人员;二是嫌疑车辆;三是警情;四是其他情况。就犯罪情报分析研判的启动而言,主要有以下情况:因案件而启动;因警情而启动;因上级指令而启动;因积分而启动;因嫌疑线索而启动。综观苏州市的情报分析研判产品,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犯罪情报分析内容:一是人员的犯罪情报分析内容;二是车辆的犯罪情报分析内容;三是警情的分析研判内容。人员的犯罪情报分析内容包括:身份信息、入所采集信息、暂住记录、前科劣迹情况、住宿记录、上网记录、路面盘查记录、机动车驾驶证登记信息、机动车登记信息、违章被处罚记录、同行分析;车辆的情报分析内容包括:车辆基本信息、车辆所有人信息、车辆转移记录、车辆违章记录、车辆轨迹、车辆特征分析比对、车内人员分析比对;警情的分析研判内容包括:发破案的数量情况、发破案的种类情况、发破案地域分布情况、发破案时间分布情况、发破案涉案物品情况、发破案的作案手段情况、发破案的同�、环比、发展趋势情况、工作布署情况等等。通过分析苏州市情报分析研判的产品,总结出以下研判思路:从随身物品——相关案件串并分析;从活动轨迹——相关案件串并分析;高危户籍——相关案件串并分析;作案手段——相关案件串并分析。

         “两个证据规定”出台后,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其寄予了厚望。截至目前,“两个证据规定”已经施行近一年时间,从实践反馈的情况看,一些侦查机关仍然未能严格按照“两个证据规定”的要求开展侦查取证工作。由于侦查取证工作的不规范、不细致、不严谨造成的证据缺陷和瑕疵,给法院带来了大量补查工作,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审判质量和效率。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刘静坤博士在专题论坛中以“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改革重点”为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现阶段侦查取证工作主要存在以下问题:第一,侦查取证程序不规范,导致证据材料的证据资格(或称证据能力)受到影响。具体表现为言词证据无法排除非法取证嫌疑;取证程序违反法律规定;取证程序存在瑕疵。第二,侦查取证工作不全面,导致案件存在证据缺陷。具体表现为对于物证、书证等客观性证据应当提取而没有提取的情况十分突出;对于被害人陈述、证人尤其目击证人证言等直接证据应当及时提取而未及时提取的情况仍然存在;重视定罪证据轻视量刑证据的现象比较突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对共同犯罪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但未引起高度注意;对于被告人实施多起犯罪行为的情况,未能做到对每起犯罪事实的证明都证据确实、充分的标准。第三,证据分析工作不到位,导致案件事实的证明存疑。具体表现为侦查取证过程中对先进科技手段的应用不到位,对科学证据的重视程度不够;对证据信息的挖掘不深入、不细致,导致案件存在证据缺陷。第四,确证偏见现象突出,导致案件质量存在严重隐患。具体表现为回避或者无视证据矛盾,有意或者无意地选择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过于重视被告人的认罪供述,轻视或者无视被告人的无罪辩解和翻供;对证据材料作出不当的修改或者修饰,进行虚假证明。为切实提高侦查取证的质量和水平,侦查取证制度改革应当重点关注以下问题:第一,切实转变侦查职能、程序和证明观念,强化案件质量意识。第二,切实发挥侦查阶段的把关职能,及时分流未能达到证明标准的案件。侦查机关不应移送带病案件,从而从根本上杜绝案件质量隐患。第三,切实贯彻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重视对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强化对取证行为合法性的证明,应当引起侦查机关的高度重视。同时应当认识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根本目的在于转变重口供轻客观性证据的传统观念。此外,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有助于证明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值得大力倡导。第四,切实搞好证据补充、完善工作,及时弥补案件证据瑕疵。对于法院在审判阶段提出的证据补查要求,侦查机关应当及时补充、完善证据,同时做好瑕疵证据的审查补正和完善工作,对案件质量承担起应有的责任。这也是公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重要实践体现。

结  语

        公安部三所党委书记余新民同志在会议总结发言中指出,刑事错案是由诸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因此应当实行综合治理,从侦查的角度看,需要强化对侦查工作的内外监督。对于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余新民书记认为,一方面应当具有国际视野,另一方面也应当立足中国的国情。此外,对于不同类型的犯罪问题,应当积极探索相应的问题解决办法,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侦查来解决所有的犯罪问题。浙江警察学院党委书记王和同志在闭幕词中强调指出,刑事错案给当事人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是极大的非正义,因此应当从侦查环节严把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从根源上避免刑事错案发生。

        本次会议的专题讨论非常深入,气氛十分热烈,参会人员互动效果很好,对刑事诉讼法修改有关侦查程序的改革方案以及侦查阶段错案的防治对策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并且提出了诸多值得深入研究的新问题。除了上述会议讨论和重点文章之外,《论坛》还收录了《侦查错案的界定与认定》(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廖明博士)、《侦查失误与侦查主体的认知》(作者为广东警官学院副院长任克勤教授等)、《错案治理的法文化逻辑》(作者为华东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倪铁博士)、《命案强制鉴定制度的构建》(作者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门金铃博士)等人的理论文章,以及相关的典型案例和国外有关侦查错误问题的译文,都颇具见地。

        该次研讨会除了围绕相关主题进行学术研讨之外,还召开了侦查行为研究会理事会,对研究会领导成员进行了调整,增补了理事,研究会的代表性进一步增强。

 

郝宏奎*,刘静坤**



*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教授、政委,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兼职博士生导师。

**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法官,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