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19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 规范法律实施行为”论坛暨《中国法治实施报告（2019）》发布会在京举行，人民法治杂志社社长陈惊天出席并作题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三千年中华法文化的精髓”的讲话，以下为讲话全文：

习近平法治思想提出的大的背景是中国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在这个大背景下最关键是什么呢？是文化的自信，在法治领域则是法治文化的自信。

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的目标是什么？是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中两个关键词，一个是“中国特色”，那么，中国特色在哪里？第二个是“社会主义”，那么，社会主义和其他主义的区别又在哪里？法治是不是具有共性的制度？我在这几年的交流过程中经常碰到以上质疑。有人会说：“法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几百年就是西方在搞这个事情。中国建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后学了苏联，学了日本、德国和美国，不是全学的国外吗？中国自己有什么？”试想一想，如果中国法治文化连根都没有，全是别人的东西，那么谈何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就是没有文化的魂。那么，中华法文化的根又在哪里，到底有没有根呢？

事实上来讲，学界有两个主要观点，一个观点说中华法系已经死了，第二个观点认为古代中国刑法独大，几千年也没形成一个完整法律体系，哪有什么优越性。 我想说并非如此！

法治是为了实现社会规范治理。如果我们要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效果。真正考核东西好坏，不是东西越全越多，把它搞得越完备越好。实际上恰恰相反，在制度规范体系当中，如果让社会治理效达到最佳效果，法律条文越少越好。现在谈自治、德治、法治。法治要的是什么？是法治要的是效力，要公权力做后盾。德治要的是什么？是效果，要的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效果。自治要做什么？要的是效能。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达到社会的一个最佳治理状态。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的法文化充分体现了这些内容，而且在整体上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理效果。靠的什么呢？靠的是乡规民约，民间法社会法大量发达。大量的纠纷和问题都已经在行业内、在基层全解决掉了。不需要有庞大的国家法体系，就能达到很好的一个治理效果。

如果把目光局限在国家法的层面，那么我们中国古代的法文化不太具有优越性，就像质疑者说的，几千年都没有形成完备的现代法律体系。但如若把其作为广义的法去理解的时候，作为“规范”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有大量的优秀的治理经验，有着很好的治理效果。在古代，如果去省级衙门，比如直隶总督府，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办公室也就每间不到三十平米的使用面积。如果去县级衙门只有十几平米，几个工作人员就把这个地方治理了？在其整个治理效能和治理效果的背后，必定有一套优良的法文化和法制度在支撑。

概言之，只有把法作为广义的理解，作为规范体系去理解，把法治作为规则之治的角度去理解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中华法文化璀璨辉煌，全是瑰宝，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也只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才能够寻根，才能够真正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才能真正展现其治理的优越性所在。可以说，几千年的中华法文化之优越性，不是靠说出来的，是靠做出来的，是有一套逻辑体系和规则体系在下面做底层支撑的。从这个角度来讲，重新去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与三千年中华法文化的精髓，可能有新的一个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我们要尊重传统，要向传统学习，我们要把古今中外好的东西都拿过来，但怎么拿？从哪拿？如何拿？拿过来怎么用？这些问题需要回答，我想我的观点可能给大家提供了一个视野。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现在的法理学的法的概念要重新定义，要与中华法文化中的法的概念对应。党中央提出要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为什么提法治话语体系？是因为我们现在法治话语体系不成熟，至少说法治话语体系体系仍然是不科学不健全的，需要重新去建构，重新去建立逻辑性，重新去寻找其法文化的根基。

以上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中国的法治文化建设或者整个的法治体系建设，已经搭好一个框架，但还没有进行精装修，下一步要进入精装修阶段。现在的体系有房顶，有四梁八柱，但是还很简陋，有的地方在漏雨，有的地方还漏风，风格也不统一，有中式的，有西式的，如何想要过上“精致生活”，还要我们共同努力，对中国法治大厦进行精装修。